[8] 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二）国家监委不对香港进行地域管辖 国家监委是否可能对香港享有监察管辖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管辖的性质是什么？在回答此类问题前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前提，即：《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屏障是否适用于《宪法》所设置的最高国家机关或中央国家机关。由此，《香港国安法》的国家监察机关就只能存在一种理解，即国家监委向国安公署这一机构派驻或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从而实现对后者的监察监督。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机构在执法过程中所造成的人权侵害又常常引发人们的潜在担忧。[24]其次，犯罪嫌疑人根据《刑事诉讼法》在第一次被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委托辩护人，而留置不受《刑事诉讼法》调整，因此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同时排除了律师的介入。[28]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此外，该法第75条还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开展国家安全专门工作。国安公署的职责大体是《国家安全法》等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

[34]国家监委在具体塑造如何监督国安公署的问题上就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笔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促进《香港国安法》的良好实施，在国家安全和基本人权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在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原则因与我国固有文化的龃龉[23]、域外独裁思潮的盛行[24]受到了冲击。

这个方向不仅是评价民国宪法学历史贡献的根本着眼点，也是当今宪法学可资借鉴的地方。而就长时段的历史视野而言，刚性宪法的概念可能对宪法规范力的持续存在构成不利影响。在其看来，秦国大规模制定法律虽是符合治道之举，但当时民众不胜法律繁复和约束，故秦朝成了短命的王朝。例如就民权主义而言，新宪法不仅要规定未来实现民权的制度，也要消灭军阀专政这一危害民权的现实，也即宪法应该含有禁止军人干涉政治、禁止军人担任国家元首的规范。

此种建构方式的目的论成分在于，其将目的和工具当作思考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根本范畴。宪法规范力的持续存在有赖于宪法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同步成长，而刚性宪法的概念与此种同步成长的必要性在理念上是相互抵牾的。

吴绂征的做法异于上述三者。进化观念则既包含了历史的范畴，也容纳了进步的范畴。在其看来，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礼治、人治思想，还是西方国家当时的政治潮流，均不能构成否定法治价值的理由。将这一标准体系提升为宪法理论层面的要求并贯彻于宪法施行、宪法解释和宪法研究之中，有助于确保宪法持续地承载革命的政治权威。

三民主义是民族优位的政治主张，而张知本的宪法设计体现的是民权优位的政治主张。他虽然强调精神现象特有方法的主导性，但自然科学方法的辅助作用也得到其重视。（三）钱公武、杨鸿烈：政治与宪法关系的历史性疏通 在现代宪法学中，人们对于宪法做出了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之分，前者相对于后者似有规范力更强的外观。国家概念蕴含宪法规范力问题，通过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和权利个体的国民之间的关系得以表达。

宪法学没有理由鉴于政治与宪法之间的复杂关系放弃自身规范科学的本质属性。燕树棠罗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之于执法者的优点，也有强化这一观点之效。

在国家组织法领域，张知本通过权力绝对化、扩张化和常设化确立国民大会在国家机关之中的核心地位，以之保证人民主权的实现。在何为中国宪法的立国精神方面，民国时代的宪法学文献多流于三民主义的政治宣传。

韩大元：《辛亥革命与宪法学知识谱系的转型》，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30页。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宪法学说史上的命题：民国宪法学本质上区别于清末宪法学的地方在于，其已广泛地开展个别的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并以之揭示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固有观念、清末宪法学接受西方宪法学知识的特殊方式，以及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对于宪法规范力造成的障碍。民国时期代表性的宪法概念在此问题上的贡献表现为克服政治与宪法二元对立的观念，尝试在政治内容和宪法规范之间建立各种关联，使政治内容成为被宪法规范所表达的政治内容，而政治内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贯彻则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途径和方式。吴绂征关于立国精神的言论超越政治宣讲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立国精神是斗争中确立的和人民舆论所保障的。[23]参见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55页以下。二、宪法概念与宪法规范力 相较于国家概念，宪法概念与宪法规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其虽难以尽观，但基于前述关于民国宪法学若干基本范畴的介绍，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其学术活动的主流方向是：为强化宪法的实际规范力进行集腋成裘式的努力。（二）王世杰：法治概念的明晰化 在《何谓法治》一文中，[27]王世杰不仅阐明了法治的含义，也对如何测度法治的程度给出富有操作性的观察方式。

他逐一阐述既有的三种宪法目的，目的不在于择一依附，作为解释宪法的根本依据，而是意在从三者之中抽象出一个具有通用性的宪法概念，从而克服既有宪法概念的偏狭性，使得宪法概念能够向更健全的立国精神保持开放。其次，其在前述各种宪法目的的阐述中，吴绂征历陈其起源、主要内容、兴起原因、所含弊病，这样的阐述框架使得绝对无条件者降为有条件者、有局限者。

二者均不能为解决对方负担的问题提供余地。面对此种国家，国民的基本权利既不是评价国家行使权力的规范性尺度，亦非国家权力意志的建构性要素。

成文宪法和刚性宪法这两个概念，与宪法持续性反映政治斗争之结果以及宪法持续性生长的观点相抵触，因而钱公武否定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这两种宪法分类的学说。奉行此种国家概念，则宪法实际规范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展开。通过梳理民国时代宪法学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概念、宪法概念和法治概念，这个命题可以得到证明。故而他同样主张放弃刚性宪法和成文宪法这两个有强调宪法内容之不变性的概念。

故而在另一方面，有学者引进了旨在调和实际政治权力和自由民主理念之冲突的有机体的国家观念。奉行此种国家观念，宪法对于国家顶多只能具备形式法治国意义上的规范力。

[16]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与学术传统》，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第90页。此种理论禀赋，取决于吴绂征在两个方面开创性的贡献： 一方面，吴绂征在综合各种宪法目的的基础上，提取了一个政治中立的宪法概念。

[20] 另一方面，吴绂征为宪法背后立国精神的树立、维护提供了指针。[15]张君劢：《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载《再生》1937年，第7期，第15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法概念虽有调和的努力，但其事实上使得宪法概念进入了一种暧昧的状态。[1]从中国宪法学已有的一些有益探索之中可以看出，以个性化的工作构建把握宪法规范力的个别层面/角度/面向/形态，并由此探明宪法规范力的特定消极妨碍，有助于宪法规范力的发挥。这两点对于认真对待立国精神极为重要。为此，张知本坚决否定国民政府作为各具体治权机关之上位机关的正当性。

前者限制国家权力，后者扩张国家权力。在这一层问题上，民国宪法学接受的学术遗产并不理想。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期。[20]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载《中华法学杂志》1946年第1期，第15页。

而绝对的法治在其看来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系统自身的局限性（法律系统不可能为所有的案件提供判断前提），另一方面也因为法治自身的弊端，即无法确保个案正义、保守滞后、趋于繁复以及忽略法律服务的社会目的。此外，张知本宪法设计的整体价值排序也与三民主义的原始表述有明显的差异。